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           作者：徐义华

　　“汝慎守勿失，以诏有司，夙夜勿忘，若民之向引。”

　　“无杀夭胎，无伐不成材，无堕四时。”

　　周文王姬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，他在位期间，“克明德慎罚”，勤于政事，礼贤下士，广罗人才，是领导周人战胜商人的关键人物，被先秦学者尊奉为圣王。他所创的周礼，被后世儒家所推崇，孔子更是称其为“三代之英”。

　　在家训方面，周文王也颇有建树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对子孙的训诫，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，其中《逸周书》中的《大开》《小开》《文儆》《文传》诸篇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中的《保训》篇等都记有周文王对子孙后人的训示。

　　在殷商时期，周国地处偏远的关中，是臣服于商王朝的地方小国。周文王励精图治，广行仁政，关注民生，为百姓所称道。此时，商王朝正逢商纣王当政，商纣王好兵黩武，滥用刑罚，引起朝廷贵族和外部诸侯的不满。所以，有很多人都投奔到周国，支持周文王。崇城国君崇侯虎发现周文王很得民心，就向商纣王进谗言，说文王太得民心会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。商纣王就把周文王抓起来，囚禁在羑里城。后来，经过闳夭、姜尚等人的极力奔走，用美女宝物贿赂纣王，文王才得以获释。

　　文王回到周国，表面上维持对商王朝的归顺，实际上却在为对抗商王朝做积极的准备，除了发展经济、加强军事、联络诸侯之外，还宣扬周人接受了天命，以俘获人心。

　　作为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国，若要战胜商王朝，人的因素至关重要。周文王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，他对族人、子孙的教育和训示也不断加强，他希望通过各种机会，把国家的制度、政策和自己对社会、人生的感悟传授给他们。

　　周文王最重要的训示是要以民为本。周文王是一个现实而理性的政治家，他认为“民何向非利”“信何向非私”，即承认百姓行为具有自利性。周文王并不逆转百姓的这种本性，而是主张利用人民关注利益的本性，循循善诱。他对太子发说：“汝慎守勿失，以诏有司，夙夜勿忘，若民之向引。”意在劝诫儿子时刻不要忘记，要顺着人民的本性施政。周文王还强调人民的作用，认为人民是社会的根本，他用颇具哲学思想的语言说道：“非本非标，非微非煇。壤非壤不高，水非水不流。呜呼，敬之哉！倍本者槁。”意思是，没有根本就没有枝叶，没有低微就没有高贵，上面的土高是因为有下面的土为基，前面的水流是因为有后面的水推动。因此，你一定要谨慎，舍弃根本就要枯萎。

　　他在对子孙的训诫中，还强调遵循外在的规矩和规律，要求子孙克制内心的欲望，服从外在的价值标准。为此，周文王多次举行仪式，把国家的相关规仪教授给子孙，要求他们在宗族、生产、训练、守备等方面遵守已有的规定，把已经形成体系的“八儆”“五戒”“三极”“九因”等不断申述给子孙，让他们传习。他要求子孙不能自以为是、放弃规矩而自我放纵，“儆我后人，谋競不可以臧”，以此来提醒他们要遵循规矩，不要有争执之心，他认为，人若是有争心，就不会有好的结果。

　　除了要求子孙做到克制内心的欲望，周文王还告诫他们应当认清并遵循人类的社会行为、经济生产的相关规律，提出“山林非时不升斤斧，以成草木之长；川泽非时不入网罟，以成鱼鳖之长，不麛不卵，以成鸟兽之长”“无杀夭胎，无伐不成材，无堕四时”。即砍伐树木、捕捞鱼虾、猎捕鸟兽都遵循时节，以保护资源，最终达到“工不失其务，农不失其时，是谓和德”的目的，这其实是民利为上、慎守中道的前提条件。

　　最典型反映周文王强调遵守外在规范、规律思想的，是他的临终遗言《保训》。这是周文王去世之前对其子武王的训诫，文中所含“中”的观念，或称中道，是《保训》全篇的中心，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“中庸之道”有着内在的联系。他认为，人如果遵守规矩、恪守道德，则会“贾粥不雠”，像拥有粥饭的人不用兜售就会有人自动来买一样，福佑自来；如果不遵守规矩与规律，那么就会“不索祸招”，即祸患自来。

　　他在《保训》中，一再要求武王慎守中道。他说，舜出身民间，能够自我省察，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。他在朝廷内外施政，总是设身处地考虑，有恩于左右远近，后来地位虽然有所改变，但他依然慎守中道，从来没有违背阴阳之序，最终实现了政通人和。舜的慎守中道和恭敬不懈，得到了尧的赏识，最后，尧把帝位传给了舜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文王把中道上升到了哲学层面，要求子孙务必遵守。

　　在周文王的训诫之下，周人以一个关中地区的地方小国，打败了有数百年基业的商王朝，同时，其子侄辈出现了武王、周公、召公等一大批有作为、有建树，并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。周文王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继承了父亲遗志，表现出卓越的军事、政治才能，于公元前11世纪灭亡商朝，建立了西周王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。他另外一个儿子姬旦，即历史上有名的周公，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，并制作礼乐，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被尊为“元圣”和儒学先驱、奠基人。西汉著名政论家、文学家贾谊评价周公为：孔子之前，黄帝之后，于中国有大关系者，周公一人而已。

　　卜宪群点评

　　国学大师王国维写过一篇《殷周制度论》，提出了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、周之际”的著名观点。文章认为“夫商之季世，纪纲之废、道德之隳”，而“周之制度典礼，乃道德之器械，而尊尊、亲亲、贤贤、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，此之谓民彝(即人伦)。”意指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等西周初年的统治集团深刻总结了商亡的历史教训，提出了“厚德广惠，忠信爱人，君子之行。不为骄侈，不为靡泰，不淫于美”等诸多以“德”治国的思想，首开我国古代“民本”思想之先河。

　　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精华，它将天与民、神与民的神秘主义思想转化为君与民、政与民的民本主义思想，直接引发了“民为邦本”观点的产生，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。历史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前行的。

　　周初统治者不仅把这些理念告诫给整个统治集团，也把它作为训诫传给子孙。正因为此，周不仅成功灭商，更创造了我国古代礼乐文明的高峰，成为后世仰慕的一个时代，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也成为后世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目标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过去我们对文献中记载西周诰训的真实性颇有疑问，清华简《保训》的发现，印证了诰训在当时确已成为一种常用形式，是中国家训的始祖。

　　卜宪群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